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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贾兆瑞,,河北省海兴县人,农民(原开滦唐家庄矿财务科干部),现住河北省海兴县赵毛陶镇杨槐庄。身份证号13020419661103123x,电话15531796312。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因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且得不到执法部门保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持刀砍人。一九九四年五月被唐山中法判处无期徒刑,同年九月河北高法维持原判,二〇一三年十二月(裁定日期为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日)河北高法驳回申诉。
  本案是一个社会违法人员与腐败分子相勾结,官官相护而制造的一个司法腐败窝案。我在石家庄监狱服刑期间,在我还没有交申诉的情况下,河北省高法分别于一九九六 年十二月十七日和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把改判结果为无罪释放的改判通知下到石家庄监狱。但由于两批腐败分子的阻挠,改判通知最终被撤回。以下是案件及审理经过:
  一、        我砍金玉红是因为我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
  我与金玉红于一九九〇年五月履行结婚登记手续,一九九一年五月结婚。由于金明显缺乏教养,心地也不善良,不孝顺老人,又得到她母亲鲁秀芝的支持,双方感情破裂,于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分居。期间金家多次找人说和,但我决心已下,毅然决然地起诉离婚。金家因此怀恨在心。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日,金玉红和其母抱着我的婚生女儿贾奇南到我所在单位开滦唐家庄矿财务科挑起事端,并把我的女儿放到我的工作单位。我干的是财务工作,当时正是结算期,我万般无奈,只得把才七个月大的女儿送回金家。第二天上午,先是金玉红的大哥金子祥到我所在单位寻衅滋事,并扬言:“我八三年严打没进去就是万幸,我花一万块钱买你两件东西买得着。”接着金子祥又找来其妻赵玉香,其弟金子军在我下班必经之地等着我,并花钱雇人想伤害我。金子祥肆意辱骂,并狂妄扬言:我今天白搭一百元钱,在东矿区打你不用我亲自动手。后来我才知道,金子祥花了一百元钱,在我回家的路上雇人伺机伤害我。由于当时孩子未满周岁,我不能起诉离婚。一九九三年三月九日下午,金玉红和其母再次把我女儿抱到我的单位,妄图制造事端,金玉红扬言:我让你现世!这两次都以我忍辱让步而告终。
  一九九三年五月,我到唐山市东矿区法院起诉离婚。经民事调节,我在财产分割上做出巨大让步,目的是想得到女儿,当时金玉红也很痛快地表示同意。期间,金从未说过要抚养女儿。但到签订离婚协议时,金并未把孩子带来交给我,借口天气热,没给孩子断奶,过两个月天凉以后再把孩子交给我。两个月后,我又找金要孩子,金当即表示同意给我。等到了说定交接的日子,我的民事代理人王宝林(开滦唐家庄矿法律服务站干部)到金家抱孩子时,金玉红躲出家门,其母鲁秀芝说,“孩子病了,不给了。”并说了些让人不痛快的话(王宝林语)。当时王宝林看到,孩子就在楼下玩耍,根本没病。可见,鲁秀芝不想以后从孩子身上找借口,找茬伤害我,然后再落个有理。如果把孩子交给我,金家再也找不到借口。此后鲁秀芝有恃无恐,抱着我女儿到范洪祥、王宝林(二人均为我的民事代理人)的办公室外显示,并且到我给劳保工人开资的地方找茬。(这次我不在场,是我回去后一个同事告诉我的。)
  二、        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唐山市东矿区法院有索贿、渎职行为,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
  我为了要回女儿,于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向唐山市东矿区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但法院很长时间不传讯。后虽传讯却不表态。我和范洪祥提及此事,范说很微妙,并慢慢说出其中原委“现在执行一个案子得花两千元钱”。我出于无奈,借支了一千元给范,时间是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早八点以前,地点是二十四路汽车站王家岗站。后来范说给两个庭长送了去。到十一月三十日(或十二月一日),执行庭派宋永仁前来调解。宋把我和范洪祥、王宝林、金玉红及其代理人崔润华(唐家庄街道法律服务站干部)召集到崔润华的工作单位,宋问金:“你想要孩子?”金答:“不要:”宋又问:“那你为什么不给人家?”金答:“不为什么。过两年以后再说。”宋以问:“是过两年以后再给人家吗?”金答:“不一定,再说。”宋怒不可遏地说道:“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这孩子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要想变更抚养关系,必须等强制执行完以后。”又接着问:“女方代理人有什么说的吗?”崔润华说:“我没什么说的,我的当事人理亏。”接着崔润华又说了句弦外有音的话:“你们这案子当初如我断,我把孩子给女方。”我说:“她根本不想要。”崔说:“那我也断给女方。”这岂不是弥天大谎?法院怎么会违背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做出双方都不能接受的判决?崔之所以这样说,是在做舆论准备。如果执行庭真的强制执行,崔再为金玉红到法院办理变更抚养关系。那样,孩子还是到金家手里。他们可以继续从孩子身上找借口,找茬伤害我。值得一提的是,崔润华及其家族成员在当地司法部门可谓手眼通天——他们与黑社会相勾结,利用法律漏洞,行贿受贿,操纵审判结果,目的是榨取百姓钱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有人揭发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便借着合法的外衣,判对方死刑——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当时我和金玉红说定,我把金玉红的粮食关系办理迁移手续,并交给金玉红。过了几天,我把金玉红的粮食关系办妥,找到东矿区法院执行庭。宋核仁为难地说:“没啥好法子。庭长说孩子太小,没法强制执行。执行的标的是物而不是人。”我后来才知道宋说这句话从法律角度讲是站不住脚的。金玉红及其家人从中做梗,强制执行应是对金强制,并不是强制孩子。若真象宋说的那样,产生了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岂不因没有执行力而变成一纸空文?我当时问:“说定的事怎么又变了?”宋说这是庭长的意见。我问:“难道上次不是庭长的意见?”宋说:“现在庭长又这么说啦。这屋有个贾庭长,那屋有个孙庭长,都知道,院长也知道,找谁也没啥好法了。”当时贾庭长就在跟前,我认识他。临走时,宋想把一百元强制执行费给我,我没接。宋当初向金玉红收取强制执行费时,我在场,并亲眼看到宋开了收据。如果孩子不应强制执行,宋为什么向金收取了强制执行费?崔润华收了金家多少贿赂?他又向法院行贿多少?崔润华向其子崔树民及其同伙支付了多少?使其在单位纠结他人对我寻衅滋事、步步紧逼?我虽然也被索贿,但我没有非法目的。后来案发后,预审时,我想请范为我出庭辩护,上诉时以是范为我上诉,因此,我一直没能提及此事。但后来事实证明,范洪祥和法院相勾结欺骗我,借故不出庭,也不作证。
  三、        金家和崔家及其走狗,内外夹攻,我走投无路。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许,到金所在单位找金要孩子。我同时带着五百元钱和一个大包。如果金把孩子给我,我可以给她几个月的抚养费,用大包给孩子盛衣裳。但金有恃无恐,非但不给连看也不让我看一眼。我问她是否想从孩子身上找借口,找茬伤害我时,金玉红哼了一声。表示默许。此前我便听人说过,鲁秀芝整天抱着孩子在街上转,一旦遇到我便制造事端,再借机找人伤害我。我已经无路可走,金家伙同崔家及其爪牙,堵死了我的全部出路。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途径已经被崔润华以敛财为目的堵死,金家在后步步紧逼,崔树民及其爪牙在单位多次寻衅滋事,当时的形势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用菜刀砍了金玉红。与其说是杀人,不如说是自杀。我知道杀人的后果,可我若不如此,只剩唯一选项——自杀!我在丢掉菜刀以后,被郑颐顿等五六个人打昏。我于当时被关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一审、二审时我之所以一口咬定我不想杀死金玉红,是因为我事先考虑到了我的案子不会得到公平审理——审理过程中我也深有体会。别人形容崔润华是“能杀人,能救人”,我早有耳闻——说崔润华既能把大事化小,也能把小罪甚至无罪判成死刑。
  四、        东矿区法院为了掩盖渎职罪行,买通了唐山市公、检、法。唐山市公检法合谋舞弊,无罪强判,甚至想杀人灭口。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二日,开滦公安处马法官预审我。问我什么时候被刑事拘留,我说”十二月二十三日。"马并不反驳,往案卷上写道“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当时并不在意,后来才知道,刑事拘留的期限为七天,而我却是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八天,人权受到侵犯。我向马法官陈述执行庭态度反复这一过程时,马说:“人家说此案正在办理当中。”我否定后,马立即拿出两份证据,一份是金子祥承认自己说过花一万块钱买我身上两件东西的,另一份便是宋永仁伪证此案正在办理之中的。——这两份证据开庭时均未宣读(以后还会提到)。最后问的还有什么说的,我说:“如果金子祥不说花钱雇人伤害我,我就不买刀;如果鲁秀芝不抱着我女儿在大街找茬,我就不带刀(如遇平时可以躲开,但因为去找金玉红,因此没法躲);如果执行庭把孩子交给我,我就不去找她;如果金当时把孩子给我,哪怕让我看一眼,我也不砍她。”马避重就轻,把第一句写成“打”。我坚持要改时,马说:“拿枪打不也叫打?”并把第一句写成“如果执行庭把此案解决好。。。。。。”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对我进行第二次提审。我问来人单位、姓名,来人谎称保密欺骗了我。部我犯了什么罪,我说:“持刀砍人”。那人却写成“故意杀人”。我辩解说:“十二月三十一日签逮捕证时,写的模棱两可,有‘持刀砍人’字样,我当时问马法官(马这一次也一同前来),他说‘你自己琢磨’,怎么又变成故意杀人啦?”那人说:“我们就给你这么定的,你必须承认,有规定。”最后,他也没问我有什么说的没有,而是直接往案卷上写到:“问:你还有什么说的吗?答:“没有”。我说有说的:“如果金子祥不说花钱雇人伤害我,我就不买刀;如果鲁秀芝不抱着我女儿在大街找茬,我就不带刀(如遇平时可以躲开,但因为去找金玉红,因此没法躲);如果执行庭把孩子交给我,我就不去找她;如果金当时把孩子给我,哪怕让我看一眼,我也不砍她。”但来人却以此是民事诉讼为由,不往上写。并对我说:“我问你有什么说的没有,是问你还有没有别的罪。”我一向遵纪守法,这是第一次进看守所,因此受骗。我事后才得知,此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判我死刑,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 。这样他们所有执法犯法的事实就可以瞒天过海,永远无人知晓了。之所以没把我判死型,借合法的外衣灭口,是因为金玉红被砍伤后没有致残。有两件事可以证明我上述说法:一、一知情人对我说,如果金残了,我就要被判死刑了;二、我家人在请范洪祥为我辩护时,范推托说:“这人一到死字上就不好说了。”
  四月六日,唐山中检的刘培龙提审我。讯问过程中,刘培龙提到了一个我认识的相关单位负责人的名字,问人认不认识。我说认识。我说到二月二十三日预审有舞弊行为时,刘不表态。当我说到东矿区法院有渎职行为时,刘吃惊地问道:“啥职?”我答:“渎职。”刘哼了一声。当我说到执行庭态度反复,刘培龙也写成“如果执行庭把此案解决好。。。。。。”,我执意不从。刘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开庭时我还去,你还有说话的机会呢。”在我再三坚持下,刘只得写上“东矿区法院执行庭先说把孩子给我,过几天又说不给了”,我说的“我认为这是一种渎职行为”刘却写成“我认为与本案有直接因果关系。”果然,开庭时刘培龙没去,而是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以后还会提到)。写完后刘培龙问我这个案子判多少年,我反问他,他意味深长地说:“不知道了。”
  四月二十六日下起诉时,唐山中法的杨振生和我家人为我请的律师李敬国同来。二人都对我说:“孩子根本不该判给你。”我说是双方自愿,并把执行庭态度反复的过程和他们说了一遍,他们都沉默不语。我让李敬国取一些金家故意找茬伤害我的证据,李说:“我认为对你有利的证据就去取,不然就不去匀。”李并没有单独提问我,他说案卷上都写着,他据此为我辩护,把故意杀人辩护成伤害。我让李敬国开庭前再来一躺,李说我家人为我请了另外一位律师,有什么说的和另外一位律师说。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我的案子开庭审理。见到李敬国后,我问那个律师怎么还没来,李说,不请了。公诉人也不是刘培龙,而是另外一个人。当审判长杨振生问我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时,我说:“起诉书上说,‘金玉红以孩子小为借口,没有把孩子交给贾’,这完全是为金家开脱。其实,金玉红无任何借口,金家也无意抚养孩子,只是想以孩子为借口,找茬伤害我。”不等我把话说完,坐在杨振生左边的审判员问:“当初你们离婚是判决还是民事调节?”我答:“民事调节。”他默不作声。我接着说:“金出屋后,我丢掉菜刀住外走,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被郑颐顿等五六个人打昏。”当说到有人拿折叠床在门外,企图救金玉红而挡住我时,我说那个人姓冉,我认识他。而那个审判员非说叫什么刘智,我再三坚持,那审判员默不作声。我又说:“在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东矿区法院执行庭有渎职行为”,还是那个审判员恶狠狠地打断我的话,说:“为你自己辩护。”我说:“我这就是为我自己辩护。他们渎职在先,我持刀砍人在后。”那位审判员再次打断我的话。争执几次,我因为不知道
  我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因此我说:“让律师为我辩护吧.。”李敬国并未把执行庭渎职的情况说明,只是简单地应付了几句。我想辞掉他,但为时已晚。庭审时并未宣读金子祥承认说过花一万块钱买我身上两件东西和宁永仁伪证此案正在办理当中等两份证据。很显然,李敬国和唐山中法合谋,官官相护,循私舞弊,庭审毫无公证可言。后来在和别人的交谈中印证,庭审中阻止我说话的人很可能是东矿区法院院长,是一个利害关系人。
  上诉过程中,唐山中法取证说我砍完床又砍别人,根本是无中生有!真实情况是:金玉红跑出屋后,我丢掉菜刀随着出门,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被郑颐顿等五六个人打昏。后来,郑颐顿等人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授立了功。庭审时出示我砍人用的菜刀,上面有缺口,但当时并没有人说是我乱砍别人,砍到床上碰的,我也没理会。上诉时,唐山中法取伪证,说我砍完人后又砍床,伤天害理!河北省高法也并未派人来提审我,而是委派杨振生和范洪祥、王宝林前来,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有关本案审理过程中的舞弊行为,都录了笔录,送交高法。而高法裁定却是维持原判!
  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如不属实,我愿承担法律责任。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一些表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由于我不懂潜规则,违反了潜规则,唐山公检法想杀人灭口——这才是本案的症结所在。请看以下情况:
  我进看守所后的三四天,看守所所长吕秀亭把我提到值班室,问我:“你们还得复婚哪?”我对金家已深恶痛绝,答道:“不复。他们家人想弄死我。”回到监舍后,别人教我让我说复婚,——因对方态度变软,再者,我知道金玉红没死,我也申请过强制执行,因此,退一步说,即便有罪,也判不重。——最主要的,我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没有听从劝告。后来,我的一个校友常汉永给我来信,意思是说让我听从劝告,保证把孩子给我,并且保证我平安回家。因上述原因,我置若罔闻。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同监舍的一个人犯(霍春山)问我:“你出去以后去哪?在唐山还是回老家?”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在唐山。”他说:“你在唐山干啥。”再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人犯(季秀立)问我:“如果现在放你出去你干啥?”因我向同监舍的人犯介绍过我的案情,因此一名人犯(李军)说:“出去也要告他们。”我随声附和道:“真是。”不成想,因为我无心的一句话,竞险些被杀人灭口!
  在我上诉过程中,看守所一犯人(绰号“疙瘩四”)借故说一些金玉红的难听话,企图让我袒护,并点我说我脑子“够转”。因为我对金家所作所为已深恶痛绝,犹其当我听说法院想借故杀人灭口后,我早已下定决心一定把官司打到底,因此,我对崔润华等人的威逼利诱,根本置之不理。这就使得唐山中法买通了河北省高法的一部分腐败分子,上诉的结果可想而知。
  我在石家庄监狱服刑期间,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我没有申诉的情况下,结果为无罪释放的改判判决下到石家庄监狱。但因省高法和监狱腐败分子相互勾结,官官相护,改判判决被拖延直至最后被撤销。我是听别的犯人旁敲侧击说的,而消息来源就是干警——也从干警身上得到证实;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我没有申诉的况下,结果为无罪释放的改判判决再次下到石家庄监狱。因为石家庄监狱正副监狱长王彬、王志利及其下属董传禄、刘颖秋、文建卿、刘春飞的恶意报负,改判判决又一次被撤销。具体情况如下:
  我在石家庄监狱服刑期间,大部分时间在仓库工作。另一名服刑人员王占社和不法商人在我的工作地点蝇营狗苟,为了洗清自己,我向二门干警张军揭发了他。在搜查过程中,查抄没收了王占社的一些黄书。为了报负,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一 日,王占社伙同黄书的主人周胜利(犯人)及其追随者王志勇(犯人)合谋用手机给我栽脏,把他们的手机偷放进了我存放个人物品的抽屉,然后向二门举报。二门干警随即对我进行禁闭审查。十二月七日,干警昝玉军、陈中军到禁闭室接我回中队。在我取行李时,昝玉军接了一个电话。我回去时,昝玉军说没办妥手续,让我先从禁闭室等着。到十二月十三日 ,董传禄和昝玉军来接我出禁闭室,董传禄对我说,我的事查不清了,至于关禁闭,算禁闭审查,不算处分——等等,当时,我虽心疑,但由于不了解外部情况,只能苟且忍受。我回到中队以后从我了解到的情况分析判断,十二月七日,昝玉军、陈中军第一次去接我时,我的事已经查清。昝玉军接电话时,肯定是有人指使昝玉军,让他不要接我出来,在我出来之前这段时间做钱权交易。想清楚后,我便找了中队指导员刘春飞。我把情况叙述一遍后说,实在不行我要找王狱长。刘春飞把头一低,说了一句:“我就说你强烈要求见狱长。”第二天上午我见到了王志利副监狱长。听我把情况叙述完后,王志利一言不发地径直走了。晚上,董传禄显然是受王志利指使,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老调重谈。说“这事已经查不清了,百分之九十九是王占社干的,我年底什么减刑材料也不给他。”随后又威胁我道:“佘祥林怎么了?!”说完狡黠地一笑。我说:“佘祥林赔钱了。”他说:“多咱哪?”我说:“赔了六百多万呢!”他说:“没有,我还不知道吗?!”董再三再四地坚持己见。(几年后我考虑,董传禄是以佘祥林的冤案借指我的冤案,威胁我我的冤案的改判,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若继续追纠他们渎职之事 ,等我无罪释放的改判判决下达后,他可以暗箱操作,找人把我的改判判决撤销。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和董所暗指的如出一辙。)出于气愤,我于二〇〇六年“五一”放假后以绝食相威胁,要求监狱给我一个交待。董传禄、刘春飞、陈中军百般抵赖却又自相矛盾,董传禄、文建卿、刘春飞软硬兼施,在无效后把我关了禁闭。不仅如此,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等我的改判判决下到石家庄监狱后被他们暗中撤销。详细情况如下: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在库房劳动过程中,在我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犯人李恒亮恶意用铸铁锥套砸破眉骨,缝合五针。之后,干警罗会议、邱振芳、董传禄、教导员王建华为发不义之财极力包庇李恒亮,说是我自己磕的,他们买通了政委王云龙,以致于此事不了了之,李恒亮没有受到实质性处罚。这还不算,令人发指的是,二〇〇二年春,董传禄心怀叵测旧事重提,并故意激我道:“我还不知道你吗,你不就是软弱吗!?”紧接着又言归正传:“你当时作案时是想杀她(金玉红)吗?”我当时出于义愤,没有深思熟虑,随口答道:“是”董又问:“那你带五百元钱干吗?”我答:“她若把孩子给我,我就不杀她。若不给我就杀她。”听完后,董起身离去。几年以后,几件事联系到一起,董传禄的真实目的便照然若揭了。此时,我的案子已经立案侦查,因为此案是一个金钱案,主审法官在不知道我是否是故意杀人的情况下判我故意杀人,因办案风声渐紧,特意派爪牙董传禄来探听真实消息。董传禄和前文中提到的崔润华一样,是一个掮客。通过此事,董一来可以得到可观的报酬,二来司法腐败的路子可以越拓越宽。此后到二〇〇四年春节过后,董一反常态见到我时面带嘲讽的微笑——此时风声渐松,司法腐败窝案有望摆平;到夏天又改嘴,有意放风说我的案子若在别处判不了这么重——估计案子又峰回路转;到初冬,董又专门把我叫去,探听我和家人有无联系——此时有可能是案子已基本查清,办案法官想尽早释放我,因此假意说我的家人去上访告状,办案人员承受太大压力——而董传禄的使命又是被派来探听消息。
  二〇一一年冬天,在我出狱后到河北省高法申诉一年左右,还是这个司法腐败团伙,为了掩盖自己的渎职罪行,先行利用唐山区号的电话为掩饰拨通我的电话但不说话(给人造成操纵案件办理的是唐山中法一审法官的假像),紧接着,他们又给地方(我的原籍-海兴县)施加压力,想堵死我进京告状的出路(此前我想到了在河北省高法申诉的难度,先行到北京最高法申诉);而后,又买通了河北省高法刑四庭庭长王宇辉,假意说帮我办案,骗我写下了在案子申诉期间不再进京告状的保证书,威胁我说:“你可是写了保证,再去北京对你没好处。”他们以此来操纵申诉案件的办理,想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石家庄监狱的司法腐败团伙想和我私了。后来见我毫不动心,才在我申诉三年后下达了维持原判的裁定书。
  二〇一四年四月,我给河北高法大法官发送电子信件反映我的案件情况。五月四日上午九点到十点,来电显示为0311-87937025的电话给我打电话,问我我的案子两次改判无罪我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听说的?我说是。因我正坐公交,声音嘈杂,我说等我下车再说。现在听不清。等我再打电话时却没人接听,也没人给我打电话。八月初,我给中央巡视组写信反映我的案件情况及王宇辉等人的违法情况,至今杳无音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于二〇一五年初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李姓法官接待了我,并出示手续,让唐山中法在六个月内远程开庭审理此案。我把手续送唐山中法,唐山中法还出具了回执。而远程开庭期限为三个月。我在申诉一年八个月无任何结果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再次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在206室,两位法官(一男一女)接待了我。男法官说:“你自己也不来找,早过期了”,又说“你的案子不重,你带着刀去找的人家。”我说:“在我没交申诉书的情况下,无罪判决两次下发到石家庄监狱,我根本无罪!”而那位法官继续坚持他的说辞。我当时没带申诉书,只能等到三个月后再去最高人民法院,重新申请申诉立案。六月五日我再次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在206室又是二月二十八日见我的那位男性法官,这次却一反常态地不予立案,并说,“你说两次下过无罪释放的判决,把判决拿出来。”我说现在是立案登记制而不是立案审查制,有案必立;再说我要是能拿出无罪判决,也就没必要来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了。但该法官置之不理,直接起身接我后边人的申诉书。就这样,我到最高人民法院合法申诉的道路被堵死。联想到第一次在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一年八个月无任何结果,很明显,该法官是受腐败分子请托,才一反常态不予立案。最高人民法院也存在灯下黑。
  不仅如此,此后,我不论去哪,都有人窥视行踪。他们的目地很明确,看我到哪去告状,就到哪去行贿,以期苟延残喘,负隅顽抗。
  申诉之路被堵死,我该怎么办?

  冤民:贾兆瑞

  电话:1553179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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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很赖哦,发帖时 忘了添加主题标签啦!
srthstrh     发表于 6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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