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

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而掌握好的思维方式则是获取知识与智慧的最重要路径。张五常老师所带给我们的思考方法，造就了许多殿堂级的经济学大师。

据说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

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 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 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 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 不自量力，以此为最。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

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 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 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 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

有一次，杰克·赫舒拉发在课后来问我： 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

我回答说： 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

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 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

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不同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

▌谁是谁非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

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

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 “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 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做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 弗里德曼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

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 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是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 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 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 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

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

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 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

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 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问题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回答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弗里德曼的拿手好戏。 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 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 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

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

举一个例子。 当弗里德曼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 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 弗里德曼答： 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

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阿尔钦的专长。 谈起货币理论，他问： 什么是货币？ 为什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

当经济学界以功用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阿尔钦问： “什么是功用？ 什么是量度？ 我们用什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 ”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

后来阿尔钦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 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

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 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

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

我问： 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 我再问： 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 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

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 这问题不重要。 于是就想也不再想。 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 你要问： 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些什么？ 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联，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 什么是蠢问题呢？ 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

举一个例。 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 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 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 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

弗里德曼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